書與人- 2021院區開放活動
書與人- 2021院區開放活動
人們總說,當代人越來越不讀書了,書即將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……真的是這樣嗎?回看歷史,書籍有各種不同的樣貌。除了你熟知的裝訂紙張,甲骨、竹簡、卷軸,也都是一種「書」。這些過去的書,在歷史的長河中演變至今——書並非只有一種樣子,可以說只要文字還在,「書」就不會消失。就連你現在所讀的這段文字,也是一種「書」。
葉德輝藏書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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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讀(distant reading)與細讀(closing readi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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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讀者的電腦與機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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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器學習(Machine Learning)與人工智慧(AI)
機器學習是人工智慧 (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AI) 的衍生項目,旨在教導電腦從鉅量的資料中學習,改善使用經驗和輸出結果的精確度。在機器學習中,系統會訓練演算法以尋找大型資料集中的模式和關聯,並根據該分析制定最佳決策和預測。機器學習應用程式可改善使用狀況,並更精確取得存取的資料。 類神經網路(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, ANN)是根據生物大腦神經元建立的模型,人工神經元稱為節點,於多層中叢集且平行運作。人工神經元收到數值訊號會進行處理,並傳訊號要求另一個神經元進行連接。如同人類的大腦,神經強化可以改善模式辨識、專業知識與整體學習能力。 這種機器學習之所以稱為「深度學習(Deep Learning)」,是因為包含許多層神經網路,以及大量複雜且離散的數據。為了實現深度學習,系統會與多層神經網路互動,萃取出更高層次的結果。 機器學習包含不同類型的學習模式,並使用各種演算技術,根據資料的性質和期望結果,可以採用監督式、非監督式、半監督式或強化式共四種學習模式。在各個模式中可以套用一或多種演算法技術,取決於使用的資料集和預期結果。機器學習演算法主要用於分類事物、辨識模式、預測結果,並做出周全的判斷。分析複雜且難以預測的資料時,您可以選擇使用一種演算法,或是組合多種演算法以達到最佳的準確性。 AI宣戰:自然語言處理與ChatGPT 人機共讀與共作
COVID-19 的人文社會省思
COVID-19 的人文社會省思
在史語所研究員陳熙遠帶領下,與近史所特聘研究員康豹組織的「COVID-19人文社會科學短期研究小額補助計畫」合作,蒐集疫情爆發以來院内的人文研究、科研成果,為疫情期間中研院社會參與之目錄、入口,完整保存中研院參與社會、回饋社會的紀錄。
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疾病文本的細讀與遠讀
《清華中文學報》第22期(2019年12月),頁49-115 「疾病事實─疾病情緒」權威詞共現圖 疾病敘述當中所呈現出來的情緒表現,皆為人之常情,體現出漢魏六朝文學對生命無常之悲哀與感傷的基調,伴隨著面臨病苦的怖懼與怨憤。 「疾病事實─人際關係」權威詞共現圖 基於父母妻子兄弟的倫理關係,在病苦之際往往最易形成問疾與侍疾的照護關係,然而君、女、士、人(一人、有一人)等高強度辭彙的共現,則提醒讀者留意倫理關係以外的人群,這些人群包含有軍隊的將士、地方的鄉人、僧道人士、甚至還有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與鬼神化現,顯然涉及了魏晉南北朝小說的文類特質,及其所在的社會文化語境,該如何詮釋遠讀所揭示的現象,必然得再重回文本細讀的脈絡。 「醫藥─疾病結果」權威詞共現圖 出現頻率最高者為死、亡兩種負面結果,且二者處於共現圖的中心位置,「葬」、「卒」、「病亡」等關鍵詞則環繞於外。疫、癘、瘟和癩等字頻,可看出小說世界中,疾病往往籠罩在濃厚的疫病死亡陰影之下,此種現象應與東漢至六朝晚期接連出現的疫癘有關,同時魏晉南北朝小說本身具有怪異非常的性格,病亡常成為此界與彼界的交界點,許多冥遊、仙遊者都曾歷經病亡階段。在小說世界中,療癒的比例遠遠低於死亡結局者。
遊方與佛教傳播:歷代僧傳移動與空間的數位人文研究
《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》第11期(2023年4月),頁1-49 長安為歷朝最熱門的遊方地點,作為遊方事件起點共265次(佔總體遊方事件比例19.31%,以下括弧內百分比皆指此),作為終點共337次(20.57%),作為中繼點為146次(19.43%)。圖中的百分比則以直向的欄位計算,為該朝代該地點的遊方比例,如隋唐五代時期長安作為遊方起點共計254次,佔該朝代遊方起點33.96%,建康(南京)則為68次,佔9.13%。然而至宋元時期,遊方事件的起點重心轉向杭州(85次,27.6%)與明州(寧波,40次,13.99%),上一時期的起點熱點長安與建康則逐漸沒落,長安僅剩1次(0.32%),建康則剩25次(8.12%)。 第二象限之地區發展最早,可以說其他象限的陸路佛教傳播主體源自此處,起始於東漢,於魏晉南北朝時有所發展,隋唐時達到頂峰,宋元以後則已衰退,唯五臺山一處逆勢成長;第一象限之地區則於南北朝時開始發展,隋唐時相對平穩,但在數量上遠不及第二象限;第三象限發展情況大致如第二象限,肇始於東晉之際,然宋元後仍有穩定發展;第四象限於三國時代開始零星發展,南北朝時為快速成長期,隋唐時雖略微趨緩,宋元以降則成為遊方之主流區域。整體而言,北方發展較早,但隨著中唐以後當地社會、經濟遭受嚴重破壞,其發展較不如南方穩定;南方雖起步略晚,然社會、經濟發展較為穩定,且未遭受大規模破壞,即便政治中心(如北宋首都之開封、元及明之首都北京)北移,南方佛教之發展仍較北方持久與穩固,東晉、南宋兩次大規模經濟、文化中心之南移,也為此處佛教發展提供了助力。 細部分析這些熱點可以發現,長安、洛陽、建康、鄴、開封、杭州、北京等地曾為各朝首都,成都則是西南地區發展重心,其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尤為鼎盛。作為各朝首善之區,帝王、官員的信奉支持,致使名僧聚集,並形成具有體系的義學中心,吸引遊方僧前往受學問道。除都市本身外,其鄰近之名山大寺亦是吸引遊方僧駐錫處,如長安之終南山,洛陽之嵩山,建康之鍾山、攝山、雨花台、牛首山等,杭州之天竺山、徑山等,這正與嚴耕望論東晉南北朝佛教「大抵以都市為中心,擇近地山林沿交通衢道而發展」的觀點相順。 會稽(紹興)、吳郡(蘇州)是建康以外重要的遊方點,早在佛教初傳的東漢已有安世高在此活動,西晉南遷人口也以此兩地作為都城外主要活動地點,當地士族對於佛教的信奉,使境內名剎甚多,亦不乏名僧駐足。位於閩江下游的福州亦是因南遷人口而逐漸發展的城市,其時序略晚於吳、越一帶。 僧人棲隱山嶽修行是中國佛教在地化的重要特色,如廬山是慧遠的駐錫點,並成為諸方人士參訪的對象;山少林寺被視為是禪宗祖庭;天台宗則因天台山而起名;五臺山因文殊信仰普及而「聖山化」,成為僧人參訪朝聖的要地;衡山則為五嶽之一,同屬佛、道棲隱的名山,故若加上各朝首都鄰近之山寺,山嶽為遊方僧行止之所的情況相當普遍。